近期,一些國家禁止或限制糧食出口;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機構預測,今年全球谷物產量較去年將下降11%,全球糧食供需平衡再次吃緊。這些消息引發關注,有些敏感者甚至開始“搶米”、囤面了。
中國糧食夠不夠吃呢?有沒有必要冒著吃“陳糧”的風險也去“搶”幾袋囤家里呢?看看這些數字就好了:201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6384萬噸;去年,中國大米和小麥全年進口量僅為當年產量的1.8%和2.3%;去年,大米出口量超過進口量,中國成為大米凈出口國。
糧食安全的自信來自倉廩殷實的糧庫,來自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兩藏”戰略,和億萬中國農民辛勤的勞作。這其中,占據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絕對多數的小農戶的貢獻至關重要。記者在多地走訪了解到,如今,一改傳統“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產和經營模式,越來越多小農戶通過“土地托管”“訂單農業”等方式拉近了與現代農業發展之間的距離,成為保障我國糧食和農產品供應最為廣泛的“生力軍”。
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還面臨著人才、觀念等多項瓶頸。有關專家和農業部門干部認為,需循序漸進,久久為功,打通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之間“最后一公里”的距離,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實現鄉村振興注入動能。
多種方式,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攀上親”
隨著各地疫情逐漸趨緩,黑龍江省蘭西縣蘭河鄉長紅村農民吳文靜近日正籌劃著赴外地打工。前些年他還在犯愁:父母身體不好,自己出門打工后,家里地沒人種,流轉出去又沒多少收入。
吳文靜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小弱少”農戶:耕地面積小,機械力量弱,技術知識少,想要像大型合作社一樣經營土地,過去想都不敢想。
在我國,小農戶占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數量98%以上,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大國小農”是我國農業生產千百年來的基本形式,并將長期存在。
2019年2月21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意見》發布一年多來,一些地區創新組織形式,加大農業社會化服務力度,促進小農戶“邂逅”現代農業。
今年,吳文靜把土地全程托管給當地一家合作社,合作社提供專業代耕代收服務,全程使用大機械作業,扣除服務費用后,賣糧收入全部歸吳文靜家所有。
吳文靜算了一筆賬:如果流轉土地,每公頃地收入為5000元左右,而通過土地托管服務,收入可達到1萬元左右,同時解放了自己的勞動力,外出打工又有一筆收入。
“人家的大機械就是比咱‘小四輪’好使,技術也先進,去年1公頃地比自己種地的鄰居多打了大約1000斤糧。”吳文靜說。
在蘭西縣,土地托管服務正悄然流行開來。蘭西縣農業農村局工作人員介紹,2019年蘭西縣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面積61.5萬畝,服務小農戶1.1萬戶。今年,截至目前,全縣已有50萬畝的全程托管服務意向。
在黑龍江、山西、陜西等多地,以土地托管服務為代表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正在逐漸形成。一些地區實行“糧食銀行”、土地托管貸款等創新手段,豐富農業社會化服務形式,滿足更多小農戶的多樣化需求。
“我們正在開展糧食銀行、訂單種植、代儲等服務項目,解決農戶們的實際問題。”富錦象嶼金谷農產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盛善平說,去年企業開展8.5萬畝玉米訂單種植,每斤比市場價高1分錢收購,今年還將擴大至9.2萬畝。
“攀上親”,脫貧奔小康更有底氣
在與現代農業“攀親”過程中,一些小農戶正逐漸“改頭換面”,化身“農業職業經理人”“家庭農場主”,把農業干得有滋有味。
從經營20畝地的“小農戶”,逐漸發展到經營380畝地的家庭農場,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張大鵬家庭農場負責人張大鵬感慨良多。今年40歲的他自18歲起到海南打工,在當地成家立業,十多年后,卻又返回家鄉種地。
“一路走來,除了自己的努力,還要感謝國家的惠農好政策,支持我們小農戶發展家庭農場。”張大鵬說,農場去年得到了當地獎勵的8萬元補貼,對自己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我還想帶動更多小農戶,讓大家都發展壯大。”
種植面積擴大了,錢袋子鼓了,很多小農戶也在吸收著現代農業新的經營和發展理念,讓生機充滿“希望的田野”。
與張大鵬類似,黑龍江省大慶市大同區林源鎮長發村農民王健健也經歷了一個從外出打工到回鄉種地的過程,并成立了一個家庭農場。不同于過去只想把地種好,他現在更多是想怎么“賣得更好”。
“現在認識也上去了,得跟著市場走,產品得打出‘綠色’牌。”王健健告訴記者,他的家庭農場種植多種雜糧作物,不用化肥農藥,使用有機肥,堅持人工除草,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每畝地收入是過去的2倍。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一些基層干部認為,作為我國農業經營主體中占絕大多數的小農戶,使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
黑龍江省克東縣玉崗鎮翻身村脫貧戶林忠友也是典型的小農戶。數年前他家因火災致貧,家中地不多,他一度連買種子化肥的錢都沒有,借住在村委會數月之久。
2017年,林忠友家被確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不久后,他和妻子參加了當地的扶貧產業項目——青刀豆種植。當地一家農業公司為其提供種子和技術指導,以每斤比市場價高1毛錢的價格回收,利用自家的8分地小菜園,每年林忠友家可增收3000元。
“我和愛人還在這家公司打工,每個月還有額外的3000元收入。”林忠友說,自己已經實現脫貧,“如果就靠種自家這點地,這么快就緩過來,基本不可能。”
與林忠友類似,在發展現代化農業產業過程中,許多小農戶不再需要“單打獨斗”,通過更多的利益聯結機制,一些地區正在將包括貧困戶在內的小農戶納入農業產業體系中。
位于黑龍江省大慶市林甸縣的眾燁奶牛養殖場是當地重要的扶貧產業項目,養殖奶牛2700頭,主要生產鮮牛奶。“通過‘托牛入場’的方式,小農戶和我們聯結起來。”企業負責人于守龍說,這一方式集中養殖了小農戶無力養殖的奶牛,并按照比例分紅,去年養殖場帶動當地567戶貧困農戶戶均分紅2000元。
普遍“攀上親”,還要突破瓶頸補短板
“小農戶在我國農業發展中的地位特別重要,不能讓小農戶在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掉隊’。”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需要通過多種手段,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走訪中記者了解到,讓更多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攀上親”,還要突破瓶頸,補齊專業人才、誠信建設、資金技術、思想認識等諸多短板。
“攀親”還需有人帶。在黑龍江省東部一村莊記者看到,許多農戶家房門緊閉。一些村民告訴記者,如今村里青壯年多外出打工,留守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據了解,這個村戶籍人口153戶335人,目前常住18戶30人左右。
“很多村子還是靠‘能人’帶動,把小農戶組織起來,才能干成一些事。”大慶市一名基層農業干部說,一些地區沒“能人”帶動,小農戶就成了“散沙”,無法產生更大效益。“一些村子青壯年都外出了,更別提農業方面的專業人才。”
部分基層干部認為,當前需要在農村發展大批量經紀人和管理人員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同時,還需要培養更多懂農村、懂農業、懂農機、懂農民的專業人才,帶動小農戶走上發展軌道。
“攀親”也需有“互信”。“農業社會化服務對于小農戶來說是新興事物,接受起來還有一個過程。”蘭西縣蘭河鄉瑞豐玉米種植專業合作社在當地開展土地托管服務,理事長杜亞東說,“很多農民不信任我們,總覺得自己種成本更低。”
“有時我也不相信那些企業,總擔心是騙錢的。”黑龍江省中部某縣一農民告訴記者,近年來也有一些企業來村里組織進行訂單種植等,年底卻又不按訂單價收購,部分農民因此對與農業產業合作失去了信任。
“攀親”亟待“共抗風險”。“市場‘打個噴嚏’,我就得‘感冒’。”黑龍江省富錦市上街基鎮大屯村農民苗俊軍說,由于自己對抗風險能力薄弱,遇到市場波動,或者自然災害,常會面臨較大損失。
一些受訪農戶認為,當前部分小農戶與農業產業合作模式中,缺乏更加緊密的風險共擔機制和利益聯結機制。“有的小農戶自己種就承擔全部風險,不自己種就簡單流轉,轉嫁全部風險給合作社,但收入也少了。”黑龍江省一家農業企業負責人說,“本質上還是沒有好的機制,能讓我們和小農戶更好直接聯結起來,我們目前更多還是和大型合作社合作。”
“攀親”需有“技”和“錢”。“小農戶最難的還是技術和資金。”張大鵬說,最開始自己從海南回到家鄉種地時,很多技術都不懂,通過向種糧大戶學習、聽講座、看書等方式才慢慢掌握。
張大鵬擴大規模時面臨最大的困難是購置大型農機的資金,“當時總共需要20多萬,我從親戚朋友處湊了10多萬才填上缺口。”張大鵬說,使用大機械,效益立竿見影,僅用兩年時間就還完了所有欠款,但很多小農戶就是缺這啟動的一些資金。
“攀親”需要干部思想“再解放”。蘭西縣政府部門干部介紹,在當前推行土地托管等農業社會化服務過程中,部分鄉鎮干部思想解放程度不夠,推進托管服務動力不足,托管服務剛剛起步,多為小規模服務隊伍,自有資本少,專業人才少,農機具不夠完善,此外人才、資金、經營能力等是服務組織的核心競爭力,這方面還有待于政府與市場共同去培養。
中國糧食夠不夠吃呢?有沒有必要冒著吃“陳糧”的風險也去“搶”幾袋囤家里呢?看看這些數字就好了:201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6384萬噸;去年,中國大米和小麥全年進口量僅為當年產量的1.8%和2.3%;去年,大米出口量超過進口量,中國成為大米凈出口國。
糧食安全的自信來自倉廩殷實的糧庫,來自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兩藏”戰略,和億萬中國農民辛勤的勞作。這其中,占據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絕對多數的小農戶的貢獻至關重要。記者在多地走訪了解到,如今,一改傳統“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產和經營模式,越來越多小農戶通過“土地托管”“訂單農業”等方式拉近了與現代農業發展之間的距離,成為保障我國糧食和農產品供應最為廣泛的“生力軍”。
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還面臨著人才、觀念等多項瓶頸。有關專家和農業部門干部認為,需循序漸進,久久為功,打通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之間“最后一公里”的距離,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實現鄉村振興注入動能。
多種方式,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攀上親”
隨著各地疫情逐漸趨緩,黑龍江省蘭西縣蘭河鄉長紅村農民吳文靜近日正籌劃著赴外地打工。前些年他還在犯愁:父母身體不好,自己出門打工后,家里地沒人種,流轉出去又沒多少收入。
吳文靜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小弱少”農戶:耕地面積小,機械力量弱,技術知識少,想要像大型合作社一樣經營土地,過去想都不敢想。
在我國,小農戶占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數量98%以上,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大國小農”是我國農業生產千百年來的基本形式,并將長期存在。
2019年2月21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意見》發布一年多來,一些地區創新組織形式,加大農業社會化服務力度,促進小農戶“邂逅”現代農業。
今年,吳文靜把土地全程托管給當地一家合作社,合作社提供專業代耕代收服務,全程使用大機械作業,扣除服務費用后,賣糧收入全部歸吳文靜家所有。
吳文靜算了一筆賬:如果流轉土地,每公頃地收入為5000元左右,而通過土地托管服務,收入可達到1萬元左右,同時解放了自己的勞動力,外出打工又有一筆收入。
“人家的大機械就是比咱‘小四輪’好使,技術也先進,去年1公頃地比自己種地的鄰居多打了大約1000斤糧。”吳文靜說。
在蘭西縣,土地托管服務正悄然流行開來。蘭西縣農業農村局工作人員介紹,2019年蘭西縣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面積61.5萬畝,服務小農戶1.1萬戶。今年,截至目前,全縣已有50萬畝的全程托管服務意向。
在黑龍江、山西、陜西等多地,以土地托管服務為代表的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正在逐漸形成。一些地區實行“糧食銀行”、土地托管貸款等創新手段,豐富農業社會化服務形式,滿足更多小農戶的多樣化需求。
“我們正在開展糧食銀行、訂單種植、代儲等服務項目,解決農戶們的實際問題。”富錦象嶼金谷農產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盛善平說,去年企業開展8.5萬畝玉米訂單種植,每斤比市場價高1分錢收購,今年還將擴大至9.2萬畝。
“攀上親”,脫貧奔小康更有底氣
在與現代農業“攀親”過程中,一些小農戶正逐漸“改頭換面”,化身“農業職業經理人”“家庭農場主”,把農業干得有滋有味。
從經營20畝地的“小農戶”,逐漸發展到經營380畝地的家庭農場,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張大鵬家庭農場負責人張大鵬感慨良多。今年40歲的他自18歲起到海南打工,在當地成家立業,十多年后,卻又返回家鄉種地。
“一路走來,除了自己的努力,還要感謝國家的惠農好政策,支持我們小農戶發展家庭農場。”張大鵬說,農場去年得到了當地獎勵的8萬元補貼,對自己是一個巨大的鼓舞。“我還想帶動更多小農戶,讓大家都發展壯大。”
種植面積擴大了,錢袋子鼓了,很多小農戶也在吸收著現代農業新的經營和發展理念,讓生機充滿“希望的田野”。
與張大鵬類似,黑龍江省大慶市大同區林源鎮長發村農民王健健也經歷了一個從外出打工到回鄉種地的過程,并成立了一個家庭農場。不同于過去只想把地種好,他現在更多是想怎么“賣得更好”。
“現在認識也上去了,得跟著市場走,產品得打出‘綠色’牌。”王健健告訴記者,他的家庭農場種植多種雜糧作物,不用化肥農藥,使用有機肥,堅持人工除草,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每畝地收入是過去的2倍。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一些基層干部認為,作為我國農業經營主體中占絕大多數的小農戶,使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
黑龍江省克東縣玉崗鎮翻身村脫貧戶林忠友也是典型的小農戶。數年前他家因火災致貧,家中地不多,他一度連買種子化肥的錢都沒有,借住在村委會數月之久。
2017年,林忠友家被確定為建檔立卡貧困戶,不久后,他和妻子參加了當地的扶貧產業項目——青刀豆種植。當地一家農業公司為其提供種子和技術指導,以每斤比市場價高1毛錢的價格回收,利用自家的8分地小菜園,每年林忠友家可增收3000元。
“我和愛人還在這家公司打工,每個月還有額外的3000元收入。”林忠友說,自己已經實現脫貧,“如果就靠種自家這點地,這么快就緩過來,基本不可能。”
與林忠友類似,在發展現代化農業產業過程中,許多小農戶不再需要“單打獨斗”,通過更多的利益聯結機制,一些地區正在將包括貧困戶在內的小農戶納入農業產業體系中。
位于黑龍江省大慶市林甸縣的眾燁奶牛養殖場是當地重要的扶貧產業項目,養殖奶牛2700頭,主要生產鮮牛奶。“通過‘托牛入場’的方式,小農戶和我們聯結起來。”企業負責人于守龍說,這一方式集中養殖了小農戶無力養殖的奶牛,并按照比例分紅,去年養殖場帶動當地567戶貧困農戶戶均分紅2000元。
普遍“攀上親”,還要突破瓶頸補短板
“小農戶在我國農業發展中的地位特別重要,不能讓小農戶在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掉隊’。”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需要通過多種手段,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走訪中記者了解到,讓更多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攀上親”,還要突破瓶頸,補齊專業人才、誠信建設、資金技術、思想認識等諸多短板。
“攀親”還需有人帶。在黑龍江省東部一村莊記者看到,許多農戶家房門緊閉。一些村民告訴記者,如今村里青壯年多外出打工,留守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據了解,這個村戶籍人口153戶335人,目前常住18戶30人左右。
“很多村子還是靠‘能人’帶動,把小農戶組織起來,才能干成一些事。”大慶市一名基層農業干部說,一些地區沒“能人”帶動,小農戶就成了“散沙”,無法產生更大效益。“一些村子青壯年都外出了,更別提農業方面的專業人才。”
部分基層干部認為,當前需要在農村發展大批量經紀人和管理人員開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同時,還需要培養更多懂農村、懂農業、懂農機、懂農民的專業人才,帶動小農戶走上發展軌道。
“攀親”也需有“互信”。“農業社會化服務對于小農戶來說是新興事物,接受起來還有一個過程。”蘭西縣蘭河鄉瑞豐玉米種植專業合作社在當地開展土地托管服務,理事長杜亞東說,“很多農民不信任我們,總覺得自己種成本更低。”
“有時我也不相信那些企業,總擔心是騙錢的。”黑龍江省中部某縣一農民告訴記者,近年來也有一些企業來村里組織進行訂單種植等,年底卻又不按訂單價收購,部分農民因此對與農業產業合作失去了信任。
“攀親”亟待“共抗風險”。“市場‘打個噴嚏’,我就得‘感冒’。”黑龍江省富錦市上街基鎮大屯村農民苗俊軍說,由于自己對抗風險能力薄弱,遇到市場波動,或者自然災害,常會面臨較大損失。
一些受訪農戶認為,當前部分小農戶與農業產業合作模式中,缺乏更加緊密的風險共擔機制和利益聯結機制。“有的小農戶自己種就承擔全部風險,不自己種就簡單流轉,轉嫁全部風險給合作社,但收入也少了。”黑龍江省一家農業企業負責人說,“本質上還是沒有好的機制,能讓我們和小農戶更好直接聯結起來,我們目前更多還是和大型合作社合作。”
“攀親”需有“技”和“錢”。“小農戶最難的還是技術和資金。”張大鵬說,最開始自己從海南回到家鄉種地時,很多技術都不懂,通過向種糧大戶學習、聽講座、看書等方式才慢慢掌握。
張大鵬擴大規模時面臨最大的困難是購置大型農機的資金,“當時總共需要20多萬,我從親戚朋友處湊了10多萬才填上缺口。”張大鵬說,使用大機械,效益立竿見影,僅用兩年時間就還完了所有欠款,但很多小農戶就是缺這啟動的一些資金。
“攀親”需要干部思想“再解放”。蘭西縣政府部門干部介紹,在當前推行土地托管等農業社會化服務過程中,部分鄉鎮干部思想解放程度不夠,推進托管服務動力不足,托管服務剛剛起步,多為小規模服務隊伍,自有資本少,專業人才少,農機具不夠完善,此外人才、資金、經營能力等是服務組織的核心競爭力,這方面還有待于政府與市場共同去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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