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莊市藁城區梅花鎮朱家莊村的大豆田地里，農戶駕駛農機收割大豆（2020 年10 月10 日攝） 梁子棟攝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由于國民飲食結構改變，大豆消耗大幅增長，我國逐漸從大豆凈出口國成為凈進口國。20多年來，我國大豆產需差距逐漸拉開。到2020年，全國大豆產量1960萬噸，同期進口大豆10033萬噸，對外依賴度超80%。
在進口大豆量居高不下的同時，主要用于直接食用的國產高蛋白大豆、菜用大豆也呈供不應求之勢。面對我國大豆產需的巨大差距，近年來，一批批大豆新品種不斷推向市場，為提高國產大豆單產和品質作出積極貢獻。但目前，我國大豆產業仍面臨科研投入不足、種質資源鑒定落后、耕作制度不配套等阻礙。
大豆之鄉低產困局
雖然國產大豆和進口大豆都叫大豆，但卻不是一類產品。
我國僅允許種植非轉基因大豆，大豆蛋白質含量高，主要用于直接食用、加工豆制品和大豆蛋白。進口大豆則為轉基因大豆，脂肪含量高，主要用于滿足加工食用油和養殖用豆粕需求。
由此可見，國產大豆依然是老百姓的“剛需”食品，并不能被進口大豆替代。受訪專家認為，我國必須保有一定的大豆產量，才能在大豆國際談判桌上有一定話語權。
我國大豆種植面積有限，由此造成的產量不足問題亟需引起關注。
吉林省曾是大豆主產區，種植面積最高時超過1000萬畝。近些年，種植面積比過去已經大幅減少。去年初至今，我國玉米價格上漲幅度達60%。雖然大豆價格也有上漲，但玉米畝產遠高于大豆，每畝玉米效益依然比大豆高。在吉林中部糧食主產區，同樣一畝地，種玉米的效益比種大豆高出幾百元。今年春耕，農民普遍種植玉米積極性更高，壓縮大豆種植空間改種玉米。
大豆種植面積被壓縮已成為普遍現象，我國不少曾經的大豆產區改種玉米等作物，大豆主產區轉移到氣候條件、耕地質量相對較差的地區，單產和總量不高。而且專家預計2021年我國大豆播種量比去年略減，產需差距可能進一步增加。
高產大豆育種之難
在種植面積難以大規模提高的情況下，提高大豆產量的另一途徑，在于依靠科技力量增加畝產量。
這就需要依靠科研人員持續攻關，選育出更多高產、穩產的優質品種，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續提高大豆產量，保障國內食用豆制品供給。
大豆育種技術主要有常規育種和分子育種。目前我國大豆以常規育種為主。
雜交育種是一種常規育種技術。上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研究大豆雜交育種技術。2002年，吉林省農業科學院選育出世界第一個經過正式品種審定的雜交大豆品種。目前，全國共選育出雜交大豆品種20余個，部分在增產、抗病、異交率上表現較為突出，成為主打品種。相比其他普通大豆品種，雜交大豆平均增產幅度在15%左右。
吉林農業大學教授王丕武等專家說，歐美國家也在研究雜交大豆技術，但在育種方面仍存技術瓶頸，我國在大豆雜種優勢利用領域已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專家表示，國外的轉基因大豆主要優勢是抗蟲，并不具有高產優勢，但中國的雜交大豆具有高產優勢。
2020年，我國雜交大豆制種單產又有突破。吉林省農科院選育的大豆雜交品種“吉育611”制種產量達到每畝113.87公斤，這是我國大豆雜交品種連續兩年每畝制種產量穩定在110公斤以上。“雜交大豆種子單產提高意味著制種成本降低，這是產業化推廣的關鍵一步，目前的種子單產展示出雜交大豆巨大的產業化應用前景。”吉林省農科院大豆研究所研究員張春寶說。
不過，大豆是光溫敏感作物，我國已有的大部分大豆品種適應區單一，在一個地區產量高，換一個地區產量差別就很大。而我國產區分布廣，需要選育更多適宜不同地區種植的大豆品種。
受訪專家表示，選育更多大豆品種，除了繼續加強常規育種外，還要研究利用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分子育種技術。目前，已有專家在大豆分子設計育種技術方面進行了探索應用。中科院東北地理與農業生態研究所研究員馮獻忠介紹，他們通過分子設計育種選育出“東生102”“東生105”“東生112”“東生79”等一批高蛋白、高產、高油大豆新品種，并推向市場。2020年，該所在新疆大豆適宜區結合水肥一體化技術試種“東生112”品種，畝產超過400公斤。
但是我國大豆種質資源鑒定落后，阻礙了分子育種技術的發展。大豆只有經過種質資源鑒定后，才能知道基因的特性，從而提取好的基因進行育種。由于政策和技術水平的原因，加之資金投入不足，我國大豆種質資源鑒定落后，大豆轉基因育種和分子設計育種等分子育種技術與國外差距大。
要從小作坊式變為工廠化運作
改變我國大豆平均單產低、豆農積極性不高的狀況，需要解決我國大豆“育繁推”從小作坊到工廠化運作的轉變。
首先，解決我國大豆品種選育面臨的科研力量不足的窘境。作為我國雜交大豆研究的龍頭單位，吉林省農科院的雜交大豆研究團隊只有十幾個人。他們不僅要從事品種選育研究，還要忙于大豆栽培、田間管理和制種，人手不足。張春寶告訴記者，全國的雜交大豆科研團隊不足百人，與雜交水稻團隊上萬人相比科研力量懸殊。
“現在科研機構是大豆種業‘育繁推’的主力，但很多科研機構是小作坊式，幾個人的團隊、十幾萬元的資金，與國外大型種業企業的工廠化育種、大規模試驗差距巨大。”馮獻忠說。
其次，發揮企業作用，鼓勵種子企業和科研機構合作，推動大豆優質新品種產業化應用。
“目前吉林省農科院的雜交大豆制種能力只能滿足幾百公頃土地種植，達不到產業化應用的規模。這些工作單靠幾個科研機構推動力量較弱，亟需種子企業參與進行市場化合作。”吉林省農科院大豆研究所所長張偉建議，鼓勵大型制種企業參與雜交大豆的品種研發和試驗，擴大試驗規模，選育出更優質的大豆品種，推動大豆新品種產業化應用，滿足市場需求。
最后，大豆種植與耕作制度不配套，也難以實現持續高產穩產。在新疆的一些大豆適宜種植區，農民采用全程耕種機械化和水肥一體化技術，種植密度高，一些品種產量很高。而在吉林不少地區，大豆種植面積小，機械化程度、配套栽培技術應用程度低，即便與新疆種植同一品種，產量也不一定高。馮獻忠建議，要把大豆育種和大豆的規模化耕作模式結合起來進行科研，建議在大豆主產區建立萬畝級的大豆高產穩產技術示范區，推進大豆增產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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