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盡管改革開放之后城鎮化速度很快，至2017年末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8.5%，城鎮常住人口（包括進城務工的農村人口）已經達到8.13億，但農村還有5.7億人口，即使到2030年城鎮化率能達到70%也還有4億多農村人口。城市聚集人口、資金、知識技術，農村則有傳承歷史文化、保障糧食安全、維持社會穩定、保護自然生態的功能，城和鄉應該是相輔相成、協調發展的。然而，當前的中國城鄉割裂越來越嚴重，城市發展迅猛，鄉村卻出現衰敗的趨勢。
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也令人擔憂。由于農民進城務工，農業生產落后、效率較低，中國糧食出現供不應求且缺口越來越大，2015年這個缺口為2000萬噸，但專家預測到2020年則有2億噸的缺口。實際上，2002—2015年，為了填補供需缺口，中國的糧食進口量增長了780%。《經濟學人》發布的《2018全球食品安全指數》（GFSI 2018）中，中國在全球被評估的113個國家里面排名46，只處于中等偏上水平。對此，國家領導層也極為重視。2018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視察東北三省時就提出“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強調了發展農業的重要性。
盡管解決好農村、農業、農民“三農”問題自1980年代提出來后就一直是黨和政府關注的重點，但近年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差距仍有不斷拉大的趨勢，因此，保障農村的可持續性發展、協調城市與農村的關系使之互補并行發展已成為中國政府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央一號文件”也已經成為中共中央重視農村問題的專有名詞，剛剛發布的2019年一號文件仍然是對于“三農”問題的強調和相關工作的規劃部署。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了“鄉村振興”的戰略，這是基于全面透徹地把握當前農業農村的具體情況而做出的戰略決策。一方面， 中國廣大農村存在的包括農業技術滯后、環境污染嚴重、農產品產量品質較低、農民收入微薄等在內的重大問題，依靠加強傳統農業生產模式已難以解決；另一方面，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各產業的深度交匯融合，已經不能按照傳統的一、二、三產業來看待農業和其他產業。從以色列的經驗來看，農業完全可以融合工業與服務業，轉變成為復合型戰略新興產業。
要實現升級轉變，我們建議借鑒以色列經驗，突破傳統思維模式，依靠人才，結合有機農業、休閑農業、創意農業、農村特色文化產業等新業態新機會，針對中國農業地域性強的特點，因地制宜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經驗，探索高產、高質、高效、安全、低耗、環保的農業生產方式，把農業變為創新的基地、財富的來源。更具體地來說，主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 以水為綱來創新技術、發展農業。水是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資源，其利用方式極大地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產量與質量，但同時水資源的獲取和利用不僅與自然地理氣候條件有關，也可以通過先進的科技“開源節流”，在為農業提供充足的水源的同時，技術在高附加值品種培育、提高農產品產量質量、減少水資源浪費、避免環境污染等方面潛力巨大。中國除了人均水資源匱乏，還有地域分布極不均衡的特點，尤其需要研究水資源與農作物生長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開發應用適宜的農業技術，選種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農產品品種，增加農業總體收入和農民個體收入，促使耗水大、污染重、利潤低的傳統農業轉變為節水、綠色和高收益的創新型農業。
第二， 重視人才，依靠人才來創新和傳播農業技術，帶動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在以色列的農業技術革命中，布拉斯就是技術創新的核心人物。他和其他重要的技術人員和企業家都具有深厚的專業知識，善于觀察、勤于思考、勇于接受挑戰，同時他們也身居要職，擁有調動資源、突破傳統、進行創新的機會，所以最終能把好的設想變為現實，真正幫助國家化危為機。當下的中國，隨著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出現了更多的機會和需求，也有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和專業培訓、追求不同生活狀態和職業發展的優秀人員到農村創業。
對于這些人才，不但要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和資源進行探索創新，對其知識成果還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加以嚴格保護，保證他們為鄉村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能獲得個人財富，這樣才能讓他們愿意留在農村，也吸引更多的創新型人才進入農村開展創新創業活動，把農業、農村目前遭遇的問題轉變為新的發展機遇。
第三， 目標導向、逆向思維，以實際應用帶動科研，提高農業科研成果轉化率。以色列的農業技術創新很重視實際應用效果，采用耗水量、給水方式、用水效率、化肥用量、農藥用量、畝產量、收成質量（營養含量、口感等）、成本收益、環境污染等實際指標進行評估考核。以這些具體指標為標準衡量實際效果，從而推動和促進基礎型科研在農業領域的交叉結合，既是對基礎科學研究結論的拓展、強化或修正，也可以促進應用型研究的實施，使其更快進入市場、產生效益、縮短研發到生產應用的周期。
目前，中國科研領域似乎出現了以論文“論英雄”的較為單一的績效評估導向，也因此降低科研的實際轉化率和投入產出效率。但在農業這樣的應用型領域，僅以論文作為科研績效評估是隔靴子搔癢，并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
故此，建議中國應該借鑒以色列的經驗，論文之外，采用與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重要指標來對農業技術創新提案進行評估，并對其成果進行綜合評價。這樣，不僅可以增加農業科研創新的實際轉化率，也將吸引更多農業投資，促進農村與農業的發展，為農民增加收入，有利于系統長效地解決“三農”問題。
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也令人擔憂。由于農民進城務工，農業生產落后、效率較低，中國糧食出現供不應求且缺口越來越大，2015年這個缺口為2000萬噸，但專家預測到2020年則有2億噸的缺口。實際上，2002—2015年，為了填補供需缺口，中國的糧食進口量增長了780%。《經濟學人》發布的《2018全球食品安全指數》（GFSI 2018）中，中國在全球被評估的113個國家里面排名46，只處于中等偏上水平。對此，國家領導層也極為重視。2018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視察東北三省時就提出“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強調了發展農業的重要性。
盡管解決好農村、農業、農民“三農”問題自1980年代提出來后就一直是黨和政府關注的重點，但近年來城市與農村發展差距仍有不斷拉大的趨勢，因此，保障農村的可持續性發展、協調城市與農村的關系使之互補并行發展已成為中國政府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央一號文件”也已經成為中共中央重視農村問題的專有名詞，剛剛發布的2019年一號文件仍然是對于“三農”問題的強調和相關工作的規劃部署。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了“鄉村振興”的戰略，這是基于全面透徹地把握當前農業農村的具體情況而做出的戰略決策。一方面， 中國廣大農村存在的包括農業技術滯后、環境污染嚴重、農產品產量品質較低、農民收入微薄等在內的重大問題，依靠加強傳統農業生產模式已難以解決；另一方面，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各產業的深度交匯融合，已經不能按照傳統的一、二、三產業來看待農業和其他產業。從以色列的經驗來看，農業完全可以融合工業與服務業，轉變成為復合型戰略新興產業。
要實現升級轉變，我們建議借鑒以色列經驗，突破傳統思維模式，依靠人才，結合有機農業、休閑農業、創意農業、農村特色文化產業等新業態新機會，針對中國農業地域性強的特點，因地制宜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經驗，探索高產、高質、高效、安全、低耗、環保的農業生產方式，把農業變為創新的基地、財富的來源。更具體地來說，主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 以水為綱來創新技術、發展農業。水是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資源，其利用方式極大地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產量與質量，但同時水資源的獲取和利用不僅與自然地理氣候條件有關，也可以通過先進的科技“開源節流”，在為農業提供充足的水源的同時，技術在高附加值品種培育、提高農產品產量質量、減少水資源浪費、避免環境污染等方面潛力巨大。中國除了人均水資源匱乏，還有地域分布極不均衡的特點，尤其需要研究水資源與農作物生長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開發應用適宜的農業技術，選種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農產品品種，增加農業總體收入和農民個體收入，促使耗水大、污染重、利潤低的傳統農業轉變為節水、綠色和高收益的創新型農業。
第二， 重視人才，依靠人才來創新和傳播農業技術，帶動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在以色列的農業技術革命中，布拉斯就是技術創新的核心人物。他和其他重要的技術人員和企業家都具有深厚的專業知識，善于觀察、勤于思考、勇于接受挑戰，同時他們也身居要職，擁有調動資源、突破傳統、進行創新的機會，所以最終能把好的設想變為現實，真正幫助國家化危為機。當下的中國，隨著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村出現了更多的機會和需求，也有越來越多受過高等教育和專業培訓、追求不同生活狀態和職業發展的優秀人員到農村創業。
對于這些人才，不但要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和資源進行探索創新，對其知識成果還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加以嚴格保護，保證他們為鄉村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能獲得個人財富，這樣才能讓他們愿意留在農村，也吸引更多的創新型人才進入農村開展創新創業活動，把農業、農村目前遭遇的問題轉變為新的發展機遇。
第三， 目標導向、逆向思維，以實際應用帶動科研，提高農業科研成果轉化率。以色列的農業技術創新很重視實際應用效果，采用耗水量、給水方式、用水效率、化肥用量、農藥用量、畝產量、收成質量（營養含量、口感等）、成本收益、環境污染等實際指標進行評估考核。以這些具體指標為標準衡量實際效果，從而推動和促進基礎型科研在農業領域的交叉結合，既是對基礎科學研究結論的拓展、強化或修正，也可以促進應用型研究的實施，使其更快進入市場、產生效益、縮短研發到生產應用的周期。
目前，中國科研領域似乎出現了以論文“論英雄”的較為單一的績效評估導向，也因此降低科研的實際轉化率和投入產出效率。但在農業這樣的應用型領域，僅以論文作為科研績效評估是隔靴子搔癢，并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
故此，建議中國應該借鑒以色列的經驗，論文之外，采用與農業生產直接相關的重要指標來對農業技術創新提案進行評估，并對其成果進行綜合評價。這樣，不僅可以增加農業科研創新的實際轉化率，也將吸引更多農業投資，促進農村與農業的發展，為農民增加收入，有利于系統長效地解決“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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